法政


摘要:我国《宪法》第41条的规范结构及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运行实践表明, 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具有监督权和救济权的双重属性。近年来, 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逐渐成为重要的权利救济手段, 与司法制度的冲突开始浮现。亟待整合权利救济渠道, 建立公民审查建议的法院移送机制, 以维护法制统一与司法公信力。民主监督属性则是《宪法》赋予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的规范属性, 不能因法院移送机制改革而削弱。为此应当放宽对建议人的主体资格限制, 赋予普通公民为公益起诉并提出审查建议的权利;并在合宪性审查制度中设立听证程序, 作为加强民主监督属性的措施。

 
目录
一、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的双重性质
  1.《宪法》第41条的规范结构
  2. 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的监督权属性
  3. 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的救济权属性
  4. 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的双重属性:与信访权相比较
二、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双重属性的实践体现
三、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作为救济权的改革方向
  1. 不同权利救济渠道之间的冲突及危害
  2. 整合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和诉权的改革方案
四、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作为监督权的改革方向
  1. 民主监督属性对于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的必要性
  2. 在合宪性审查中整合诉权与监督权的改革方案
  3. 案外人参与合宪性审查的改革方案
五、结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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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聂树斌案终得昭雪,差可告慰冤魂。但对于公众高度关注的聂树斌是否受到刑讯逼供的问题,最高法院再审判决书认为:“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侦查机关存在刑讯逼供的意见,因无证据证实,本院不予采纳。”半年前,山东高院就聂树斌案复查结论答记者问之时,也持这一观点,并详细说明了对相关线索的调查情况。从山东高院的说明来看,由于缺乏物证和聂树斌本人对刑讯逼供的直接指控,申诉方能提供的所有证据都可归为传闻证据,证明效力不足,法院在刑讯逼供问题上似乎只能得出这一结论。

  另一起备受关注的冤案“呼格案”追责也偃旗息鼓。2016年10月,呼格案专案组组长冯志明被以受贿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、非法持有枪枝弹药罪、贪污罪判刑18年。至于冯志明在呼格案侦查中有无违法行为,是否实施了刑讯逼供的问题,诉讼中完全未涉及。公诉机关是因为同聂案一样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,还是另有隐情,公众不得而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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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随着雷洋死因公布和两名涉案警员被批捕,雷洋案的焦点逐渐转移到涉案警员身上。被捕警员之一邢某的家庭、学历、性情等信息逐渐被披露。其家人和校友的公开信也在网上流传。

  邢某如今的身份是犯罪嫌疑人。同任何犯罪嫌疑人一样,他完全拥有得到辩护、得到舆论声援和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。在这个意义上,公共舆论对于邢某的关注是件好事。只有在各方意见都得到充分自由的表达,不被删帖、不被禁言的前提下,公众才有可能逼近本案的真相。

  对邢某和雷洋的家人来说,司法机关能否顶住公权力的压力和社会情绪的影响,查明事实,公正裁判,不纵不枉,是他们最关切的问题。但全社会对雷洋案的关注不应只限于个案正义。我们必须追问本案的制度诱因,以期亡羊补牢,防止悲剧重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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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雷洋案把警察当场盘问权问题再次引入公众视野。很多舆论质疑,警方并未拿获现行的卖淫嫖娼行为,而是在当事人离开足疗店之后对其进行盘查,这种做法是否合法?要回答这个问题,必须审视一下我国警察盘问权的法律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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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使用技术手段,屏蔽特定电子邮箱服务器的域名解析或IP地址,导致大范围的人群无法登陆自己的邮箱以收发电子邮件,是否构成我国刑法中的“侵犯通信自由罪”? 这在当下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法律问题。本文试探讨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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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赵晓力的“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”[1] 以及“反哺模式与婚姻法”[2] 两篇文章共同组成了他对“《婚姻法》司法解释(三)”[下称“《解释》(三)”]的批评。在一干批评声中,赵晓力贡献了一个独特的视角:他将2001年以来婚姻法的修法与释法解读为“资本主义化”的进程,并谴责这一进程瓦解了中国传统家庭的“反哺模式”,以此作为否定《解释》(三)第七条的理由。但这两篇文章对中国传统家庭财产模式的解读、对“资本主义”标签的使用、对《解释》(三)第七条的理解都过于随意,这使得文章的主要观点在事实和逻辑上存在较多缺陷,因而难以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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