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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双照楼诗词稿》,汪精卫 著,汪梦川 注,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,2012年

 

  双照楼主人汪兆铭,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浓墨重彩的人物。除却国共两政权对他脸谱化的粉刷外,史家对他比较公允的定评,可以唐德刚之论为代表:

  “汪是位很标准的文人、诗人、情人,他不应也不能搞政治。但是后天环境引他误入政坛,用非所长,接连犯了十大错误。全国人民、全党同志敬之,爱之,厚望之,原谅之,所以他犯了九次错误都能东山再起。只是他第十次则犯得太绝了,全国人民和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无法原谅他,汪氏就遗臭万年了。”(唐德刚《袁氏当国》)

  2012年,香港天地图书公司重印《双照楼诗词稿》。余英时为此书作序一篇,由汪氏诗词入手,广引同时代人如吴宓、陈克文、周佛海、胡适等人日记,力证汪氏投日是因为相信“战必亡国”,不得不以妥协求和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的军事胜利,非为一己之权欲,因之内心创痛愁苦,晚年诗中时有亡国之叹:

  “良友渐随千劫尽,神州重见百年沉。凄然不作零丁叹,检点平生未尽心。”(《舟夜·二十八年六月》)

  “阑干拍遍,心头块垒,眼底风光。为问青山绿水,能禁几度兴亡。”(《朝中措·重九日登北极阁》)

  1930年代以来,中日局势中的战和问题,对时人而言是议论纷纭的一大公案。非如后世所想,以为举国上下无不慷慨激昂,要求一战。余英时序文中引吴宓日记和胡适日记,指出陈寅恪和胡适在七七事变时即是主和派。而陈寅恪对战和的态度,更可以上溯到1932年的一篇论文《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》之中:

  “夫明之季年,外见迫于辽东,内受困于张李。养百万之兵,糜亿兆之费,财尽而兵转增,兵多而民愈困。观其与清人先后应对之方,则既不能力战,又不敢言和。成一不战不和,亦战亦和之局,卒坐是以亡国。此残篇故纸,盖三百年前废兴得失关键之所在。”(陈寅恪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)

胡文辉笺释陈寅恪诗时指出,这段议论系针对1930年代的东北时局而发,“以明末之史喻当世之变耳”(胡文辉《陈寅恪诗笺释》)。文中谓明亡的关键,在于“不战不和,亦战亦和”,可见陈寅恪认为力战或言和,均或可免于亡国。胡文辉更征引时人日记书札,指出当时不乏与陈寅恪见解相同者,如黄侃、胡适、竺可桢、冒鹤亭等。这些学者里,除黄侃早逝,其他人在抗战中均能全其气节,可见他们的观点并不能单纯以“卖国”解读。

  力战图存不难理解,“求和”也能免于亡国,则异于常人之见。但征诸史策,却不乏前例,如汉初白登之围,汉被迫与匈奴和亲,换得文景时期休养生息,终由武帝完成对匈奴的反击。又如宋辽澶渊之盟,虽以北宋屈辱的赔款告终,但为中原赢得喘息之机。“增卅万之赂,遂无一矢之加,历之数十年,而无南牧之马。”(王夫之《宋论》)陈寅恪1953年诗云“孤注澶渊安北宋”(《热不成寐次少老闻停战诗韻》),对澶渊之盟亦持肯定态度。1930年代,中日间敌强我弱的势态远甚于汉初和北宋;自鸦片战争以来,中国对工业化国家的战争,百年间无一胜绩。在这种背景下当可理解为何抗战前许多爱国人士持主和立场。

  中国民间长期有一种观念,把“主和”直接等同于“主降”,尤以国变之时为烈。像鸦片战争中主持对英议和的琦善、甲午战争中负责对日议和的李鸿章,议和同时就备受同僚弹劾。琦善被指控“得西人金巨万,遂坚主和议”(蒋廷黻《琦善与鸦片战争》引左宗棠语),李鸿章则被参奏“倒行逆施,接济倭贼煤米军火”(安维峻《请诛李鸿章疏》)。尽管这些“通敌”的指控并无实据,但民间仍长期把他们视作“汉奸”、“卖国贼”。

  这种观念的成因须从历史中查找。茅海建提出,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当中,“天朝”对不臣服的“四夷”只有两种态度:剿或者抚。“议和”却突破了这种政治秩序,故而难以为道统所接受。破坏这种政治秩序者,很容易被扣上“奸臣”的帽子,承担起政治秩序崩溃的全部罪责。(茅海建《天朝的崩溃》)1930年代以来,瓜分豆剖的危机感进一步加深了民间的这种认识。参加过抗战的史学家黄仁宇说:

  “我们这一代在抗战前后受教育,当日国运如丝最怕中途退让,有‘言和即是汉奸’的说法,对于历史上的和谈也一味支吾规避。”(黄仁宇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》)

茅海建也说:

  “面对本世纪三、四十年代日本疯狂侵华的局势,当时中国政府官员中任何妥协的主张,都是后来投降的托词,其最终必然走向卖国。此中的典型,就是早期功名显赫最后人皆不齿的汪精卫。‘妥协→投降→卖国’的模式,在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原型。大约也就在这一时期,‘妥协’即‘投降’即‘卖国’的模式也被大量地运用到历史领域。琦善也就从原来的‘奸臣’变成了‘卖国贼’。”(茅海建《天朝的崩溃》)

  由此,话题又回到了汪兆铭身上。结合前述的时代思潮来看,汪氏确有可能认为他的“和平运动”是在主和而非主降。他1941年《海上》一诗云:

  “重悬玉宇琼楼影,尽息金戈铁马声。险阻艰难余白发,河清人寿望苍生。”

“河清人寿”是中国传统政治家的最高理想。汪氏寄望“尽息金戈铁马”来换取“河清人寿”,现实却并不如他所愿。他怀抱“烈士”情结(胡适语),推行所谓“和平运动”,但他与日本签订的“中日密约”(即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》及相关附件),不同于白登之围或澶渊之盟尚可使中原王朝偏安一时。这些条约把中国完全置于日本操纵之下,已由“和约”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降书。汪氏或有“主和”之意,但其行径却已沦为“主降”。当时与汪氏同赴“和平运动”者,如高宗武、陶希圣,见到“中日密约”后尚能大梦方醒。汪氏却不知悬崖勒马。

  《双照楼诗词稿》中,我颇爱汪氏1930年过雁门关时之作:

  “残峰废垒对茫茫,塞草黄时鬓亦苍。剩欲一杯酬李牧,雁门关外度重阳。”(《过雁门关》其一)

2008年秋,我和友人从大同驱车去太原,途中亦攀上雁门关。雁门关多年未经修整,基本保持着1930年代的原貌。荒山残照之中,只见关外万壑千岩,层层叠叠,如惊涛拍岸,卷地而来。关上地形险要,据险自守,万夫莫开。汪氏当年登临所见亦当如此。昔年战国名将李牧镇关,匈奴多年不敢犯边。汪氏思及李牧,岂非慨叹抵御外侮的名将难求?彼时他或仍有以战拒敌的意气。

雁门关内景(摄于2008年10月)

  1937年6月,汪氏尚作诗云:

  “苔藓侵寻蚀旧碑,江山风雨助凄其。新亭收泪犹能及,莫待西台恸哭时。”(《钓台》其二)

“新亭收泪”用的是《世说新语》中王导的典故,寓意“戮力王室,克复神州”。诗中尚有慷慨之气。但一年之后的1938年4月,他过访黄兴墓留诗,便已说:

  “百战山河仍破碎,千章林木已风烟。国殇为鬼无新旧,世运因人有转旋。”(《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始至长沙,诣岳麓山谒黄克强先生墓……》)

此时他或已转而寄望周旋调停,挽救时局。不过这时期的诗句中,他还常以“赤心”自勉,期望有所作为:

  “四万万人心尽赤,定教开遍自由花。”(《南岳道中杜绝花盛开,为作一绝句》)

  “血泪已枯心尚赤,更教开作断肠花。”(《杜鹃花》)

  “老农筋力消磨尽,留得川原锦绣开。”(《飞机上作》)

而再过三年,他的诗中便常见“灰心”之语:

  “心似劳薪渐作灰,身如破釜仍教爨。”(《冰如手书阳明先生答聂文蔚书及余所作述怀诗合为长卷……》)

  “山川重秀非无策,共葆丹心不使灰。”(《八月二日乘飞机至广州》其二)

兼以茕孑之叹:

  “放怀已忘今何世,顾影方知孑一身。”(《初秋偶成》)

  “独行踽踽已堪悲,况是天荆地棘欲何归。”(《虞美人·庚辰重阳前三日……》其二)

挫折消沉之意溢于言表。消沉的缘由,或许是他已意识到他主导的“和平运动”在历史上将被如何定位。汪氏1940年的诗说:

  “生惭郑国延韩命,死羡汪錡作鲁殇。”(《豁盦出示〈易水送别图〉中有予旧日题字……》)

战国时,水工郑国受韩国指派,为秦筑郑国渠,以耗费秦国国力。后被识破,秦欲杀之。郑国辩解:“臣为韩延数岁之命,而为秦建万世之功。”(《汉书·沟洫志》)汪氏用此典故自况,当是说,他的“和平运动”,或可延长“国民政府”数年国祚,但终究是有利于侵略者一方。汪錡是春秋鲁国人,为抵御齐国入侵而战死。孔子赞其:“能执干戈以卫社稷,可无殇也。”(《左传·哀公十一年》)汪氏“死羡汪錡”之语,自是羡慕其为国蹈死的哀荣。而这份哀荣,他是无论如何享受不起了。对比其早年诗句,能无感慨。

  明治维新时,日人有汉诗咏叹早年参与维新,晚年发动叛乱的名将西乡隆盛:“怜君末路违初志,春雨春风恨更新。”这句诗,也正适合用在双照楼主身上。他的诗词尚不足改写历史对他的定论,但可以使我们更近的聆听这个悲剧性人物的心声。

2013年12月28日